李秀成是太平天国中后期的中流砥柱。1858年遭内讧重创后的太平天国得以再延祚数年、甚至一度呈现振兴气象，离不开李秀成的苦心经营。李秀成为太平天国事业所作的业绩，为他赢得了诸多美誉和同情，但其被俘后所作供词中流露出的乞降、谄媚之意又让他陷入“变节”的持久争议中。李秀成是在何种情境下写下了这份供词？又经审讯者曾国藩做了哪些删改？供词是否能说明李秀成的真实心声？本次推送节选自《实说太平天国（增订本）》，让我们跟随作者盛巽昌，来回顾李秀成供词的成稿始末。

7月23日清晨，曾国荃熟睡之中，听说李秀成已被拿到，朦胧之中，当时仅穿短衣，便急于赶出来审讯。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李秀成被放置囚笼中，由四个健卒抬来。曾国荃端坐大堂，列兵如临大敌，数次问话，李秀成傲然视之，不发一语。曾在众人面前，太丢面子。他手握铁锥，对着李秀成遍体狠刺，血流如注。李秀成把身直立，大喝道：“曾九，各为其主，且兴灭无常，今偶得志，遽刑我乎？”曾氏幕僚赵烈文怕曾国荃当场把李秀成杀了，不好交代，随着附着曾的耳朵悄悄地说：“这是大酋，不可随意处刑。”曾更加暴怒，于座位上跳起来说：“此土贼耳，有什么必要留下来，难道要送往北京去吗？”说着又命亲兵拿着小刀子，狠狠宰割李秀成的手臂和大腿，鲜血不断地流下来，而李秀成仍旧挺直胸膛，毫不为动。

▲曾国藩画像

五天以后，曾国藩由安庆来到南京。当晚，曾国藩初审李秀成，他装得有点和善。当李秀成戴着镣铐进来时，他故意看了对方很久，然后以怜悯的口气说道：“你就是李秀成吗，你亦是一条好汉呢。可惜！可惜！”还说，“人杰也，不早遇知己，乃如此。”李被触及心境，哭了。这时，他所执持的倔强气终于消解了。曾国藩命令除去李秀成手铐和脚镣，为他治疗，放进禁闭室。

两天后，李秀成开始写供词。

“供词”，俗称是向官方交代。这里顺便讲一句，它本是中性词，并非是贬义。自20世纪50年代后的新中国史家，都将《李秀成供词》改名为《李秀成自传》、《李秀成自述》，以表明站正太平天国立场。其实李秀成所写虽有个人行事，但在敌人威逼中，很多文字是言不由衷，故意歪曲，阿谀奉迎，算不得是个人自传、自述，只能算作“供词”；“供词”者乃被审讯者交待，所以本书即恢复原有旧称，仍用“供词”。

李秀成供词写了太平天国始末、重要人物和自己的主要活动，和所谓“天朝十误”等失败因素。在曾国藩第二次谈话后，他又另写了“招降十要”。

李秀成供词写得很用心、认真，写作者为使它能为审讯者保存下去，也在用语造词上痛下工夫。连续写了十天，长达五六万字，因而引起当时和后世人们的注意和讨论。20世纪30年代流行一种说法，是借托李秀成写供词的目的，说李秀成自称：“太平天国史已被焚，此供可为国史。”（《李鸿章孙李国瓌记》，《学风》7卷5期）但是李秀成不是史学家，他的笔录并非为留作国史。

▲呤唎所画李秀成画像

李秀成被俘后，原以为像他那样的身份，那是受尽欺凌、侮辱，必杀无疑了。曾国荃对他凶狠有加，他是冷眼相视，漠然对待。不料曾国藩对他很和善，去其镣铐，客礼相待，这又出乎他的意料。故在供词里，他处处吹捧曾氏兄弟；凡提及他们时，就处处流露出感恩戴德的情感，并阿谀奉承，说“中丞大人（曾国荃）有德之人，深可佩服，救世之人”，“中堂（曾国藩）恩深量广，切救世人之心”，“老中堂大义恩深，实大鸿才，心悔未及”。在提及湘军时，他亦大肆夸奖，说他们稳健不摇，冲锋猛战。而为了显示己才不凡，又处处诋毁非湘军，如淮军、老湘军和绿营。他的意愿，是讨好曾氏兄弟。

李秀成此类的话说得甚多，也相当肉麻。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对手是颇经世事，有政治阅历的曾国藩。曾国藩稍加思索，就能发觉李秀成的别有用心。李秀成真是太天真了，更没有想到，自己越是阿谀讨好、灌米汤，却正适得其反；尤其是传言颇广的，他竟然劝曾国藩做皇帝，更遭曾所忌。

相传咸丰帝生前曾许诺，谁首先攻下金陵（南京）就封为王。曾国藩统率湘军竟攻陷天京，辛勤倍至，但没有封王，就是三等公爵也不与，只是折为一个侯（曾国藩）、一个伯（曾国荃），一个子爵（李臣典）、一个男爵（萧孚泗）。如此失信，很为人愤懑，此时湘军之盛，遍及东南半壁，因而传说如彭玉麟有与曾国藩说：“东南半壁无主，老师岂有意乎？”王运、左宗棠、郭嵩焘等均有类似劝说。据记载，曾国藩家人相传，当年李秀成也劝说过，要他做皇帝，曾国藩不是“不干”，而是“不敢”。若如是，李秀成仍是以自己单纯的农民思维和理念认识曾国藩的。他对拥有中华道统学说的曾国藩极不了解。曾国藩应该认定他是从来未想到做皇帝，也不愿做皇帝。“依天照梅花无数，流水高山心自知”。

曾国藩从来没有想做皇帝。他不是“不敢”，而是“不干”。他作为圣教传人，一代夫子，所谓中华道统的卫护者和继承者，被称为是自孔子、朱熹、王阳明等以来的最大完人，其声誉、影响，足以超过帝皇百倍。他现在的聪明行为，将是功成身退，学张良从赤松子游，何必因此冒天下之大不韪呢。李秀成不可能懂得曾国藩，他的认识绝对是错了。

李秀成在供词中多次谈到他人的投降，如艳羡韦志俊的投降行为，用银买通刑部保救陈得风因叛被捉事以及放纵苏州郜永宽、周文嘉等叛降，凡此情事，侃侃而谈，以蕴含自己被囚中的心路。

也许李秀成没有想到投降，但不管李秀成当时出于什么动机，他在所作供词中的任何自侮自辱文字，都为自己的声誉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失。

▲李秀成供词中的一页

李秀成奋笔疾书，连续写了十天供词。他的文化程度并不高，且当时全身有伤，但供词写得有条不紊，粗细浑合，娓娓道来，很有文采。曾国藩对李秀成的供词很注意，每晚待他一写毕就索去审阅，还边读边作删改。李秀成奋笔疾书，一气呵成，每天可写七千字，共约六万余字，但现今见存的手迹却只有27818字，其余都给曾国藩毁掉了。

据称，其中最多部分就是劝曾国藩做皇帝，也有的是谈及天京窖金，阿谀湘军，诋毁满洲八旗、绿营和其地各支清军等。这些都是忌讳的，不可为外人道传的。李秀成在供词里有时常显示意气自扬，本也遭曾国藩所忌。当在投降后被俘的鬆王陈得风，被押解前来见曾国藩时，见到囚中的李秀成，即长跪请安，如此更使曾国藩见嫉，以为李秀成即使在笼中还有如此威信，要是脱身，那正才是不可思量呢。

曾国藩原来打算献俘，将李秀成槛送北京。他在安庆时，就向清廷的报告中作了请求：“李秀成、洪仁达应否献俘，俟到金陵后，察酌具奏。”但这时他变了原意，决定就地处决李秀成。言多必失，李秀成说得太多。在秦骂楚，在楚骂秦。他既然在供词中谩骂洪秀全，难道就不会在北京揭露曾国藩和湘军吗？如湘军的冒功，包括所谓在破天京三天里杀了太平军十余万人等。在杀死李秀成的前夕，曾国藩还假惺惺地设宴款待李秀成。

这时，曾已接到北京发来的圣旨，命速送李等往赴北京。李当然不清楚内情，“有乞恩之念”，自以为凭己之诚信、能量，尚有使用价值，可以得到解脱。曾国藩却若无其事地说：“我不能做主，要听圣旨决定。”实际上，他早已与赵烈文等亲信幕僚商及，决定擅自先杀死李，以除后顾之忧。李秀成受骗了。翌日，即8月7日清晨，曾国藩命候补知府李鸿裔通知李秀成：今天要处决他。李秀成面无蹙容，也许此时此刻，心理有所准备，做出一副无所谓的姿态，说：“中堂厚德，铭刻不忘；今世已误，来生愿图报。”傍晚，李秀成谈笑自若，从容走上刑场。供词也没有写完，据赵烈文《能静居士日记》记载，“李秀成还在临刑前作有《绝命词》十句，无韵而俚鄙可笑。付监刑庞省三，叙其尽忠之意。”此词当时未见有记载。

20世纪70年代初，上海图书馆的葛正慧先生介绍，几年前，王重民先生来沪期间，与他谈及：当时有安徽歙县茶商汪某，于天京失陷后路过南京，闻外国传教士所述此词。据传教士说，此词系得自两江总督衙门，乃李秀成临刑时所作，为传递者事后追记，此后就在衙中传诵。汪某就记录于账册中，在澳门推销茶叶时将它传播。有澳门人手记了其中两首：

新老兄弟听我歌，我歌就义活不多；

心有十条亲天父，不容天堂容妖魔。

新老兄弟听我歌，天堂路通休错过；

太平天日有余光，莫把血肉供阎罗。

词是广西山歌体。据称，其余八首的第一句，都和此两首的第一句相同。每首内容亦都是劝人敬天父，死后可上天堂。李秀成被杀死。曾国藩对他算是例外照顾，不采用前两天对病重的洪仁达所施行的凌迟极刑，只是斩首，一刀了之。事后，曾国藩却对北京朝廷报告，圣旨由安庆转到南京已迟了四天；怕有不测，已将李秀成处死了。先斩后奏，既成事实，清王朝明知就里，也只得不了了之。

曾国藩为表明自己心迹，甚为重视李秀成所写的供词。他在亲自审讯以后，又特命赵烈文、庞际云等得力幕僚进行分段、誊抄，一式多份，尔后分发各地督抚。此外，一份连同奏折送缴北京军机处存档；一份就交安庆付梓、刻印；一份快马递送到上海，译成英文，由海关出版，后上海基督教长老会的出版社印刷、再版。《北华捷报》在1864年10月还分三期整版连刊。1865年，上海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为集印成册，公布于世。《李秀成供词》引起中外注意。主持江西军务的杨岳斌将它再刊刻发布，以图影响时在江西的李世贤等各路太平人马。因为供词中只捧湘军和曾氏兄弟，对他人且多加诋毁，包括时为江苏巡抚，已开始红紫闪光的李鸿章。李秀成供词多有蔑视淮军，说他无用。李鸿章读了颇为愤懑，向曾国荃发泄。曾国荃不得不加以疏解：“李秀成屡经雄师击败，所陷江浙诸郡县皆为部下攻克，私愤已久，故作此诋毁之词。家兄忙中未及删改，弟别毫未闻及，此事至今亦未阅过一遍，可想见其疏矣。乞恕，乞恕。”（《曾国荃全集·致李鸿章》）

李秀成是个重要的历史人物，其人功罪与否，所谓大节晚节，在20世纪的中国社会曾几番成为讨论热点。他所写的供词，正如梁启超所称：“被俘时之供状，为考证洪杨内部情状之第一等史料。”（《重印李秀成禀状序》）白纸黑字，铁证如山。它是中华两千年封建社会里最长、最详的一份出自农民将帅的文字，自有很高的历史和文化的价值。

《李秀成供词》诚然是出自李秀成之手，有非常高的文史价值，但其出自审讯者的强制恶刑，它是不能以此完全说明李秀成心迹的。